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

时间:2019-10-04  点击次数:   

  有关翻译介绍苏俄宪法和1924年、1936年苏联宪法的活动在“五四运动”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诸如《每周评论》、《新青年》、《觉悟》、《劳动者》、《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使中国社会及时了解苏俄国家的巨变,了解在新型的工农民主政权的国家中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例如,1919年6月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在介绍苏俄宪法时写道:“俄国总算是在政治史上开一破天荒的事业,宪法上规定把私人所有土地、森林、矿产、水力、农器、银行完全收归国有,所有制造及运输等事为工人直接管理,他们俄国人想这样才可以把所有的公用机关(即运输交通、交易、及一切关系人民公共生活事业)为工人自己管理。无论什么人必须要工作。”[1]此后,1929年出版了郑斌的《民主主义的新宪法》(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了胡庆育的《苏联政府与政治》(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了张仲实编译的《苏联新宪法研究》(生活书店)、吴蔼长的《苏联宪法研究》(大公报馆),1940年出版了邵力子的《中美英苏宪政运动的教训》(中周出版社)。当时推介苏俄宪法和苏联宪法旨在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先声。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宪法,这时主要是学习和了解苏联宪法,高等院校法律系所讲授的宪法内容也只是苏联宪法。因此,1950年到1956年成为翻译出版有关苏联宪法教材、著作和论文的高峰期。1952年11月12日,教育部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共出版宪法书籍344种,其中著述206种,资料138种,同时还发表了大量宪法论文。这些书籍和论文涉及宪法总论、中外宪法文献、中外宪法史、中外选举制度、国家机构、民族区域自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2]其中,从1949年6月到1959年11月,在翻译出版的宪法学专著中,有关苏联宪法的有51部,占总数的4/5。当时大量译介苏联宪法的目的一是普及宪法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二是为我国宪法的制定提供理论准备。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苏联宪法教材和著作主要有:[3]维辛斯基的《苏联选举制度》、《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暨各盟员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法院和检察机关》、《苏联国家组织》;[4]卡尔宾斯基的《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苏联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基础》、《苏联宪法》、《苏联宪法讲话》、《苏联宪法通论》、《苏联社会与国家结构》;[5]列文的《苏联国家制度》、《苏联国家法选论》、《苏联国家法概论》;[6]加列瓦的《苏联宪法教程》;[7]杰尼索夫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结构》、《苏联的社会结构》、《苏维埃宪法及其发展史》;[8]法尔别洛夫的《苏联国家法教程》;[9]司徒金尼根(也译作司徒杰尼金)的《苏维埃国家法》;[10]科托夫的《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制度》和《宪法的概念和本质》。[11]这一时期翻译发表的有关介绍宣传苏联宪法的文章主要有:巴拉洛夫斯基的《斯大林宪法的特点》、克·莫罗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莫洛托夫的《论社会主义宪法》和盖杜科夫的《苏维埃宪法的发展》等。[12]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局面。无论是经济建设、机构设置还是法制建设,都没有先例可遵循,请求苏联选派不同领域的专家援助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解决途径。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据统计,1947年至1956年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达到14000余人,其中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也最长,据俄罗斯档案记载,1950年至1956年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名。[13]在这些专家中,教师所占的比例较小,从1948年至1960年,总计615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聘请的教师数量最多。从1950年到1957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接受苏联经验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主要是通过下列途径发挥作用的:(1)帮助培养教师。1952年以前,主要是先由苏联专家给教师讲课,再由教师给学生讲课。部分专家也直接给学生讲课。1954年以后,苏联专家着重为教师作专题讲授和系统辅导,并以教研室科学辅导员身份指导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2)给研究生讲课。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高等学校对理论课师资急切需要,所以聘请苏联专家给政治理论和政法财经专业的研究生系统讲课和辅导。据统计,7年间,所聘苏联专家曾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2574人讲过课(其中4门政治理论课的研究生2021人)。1956年以后,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才由该校教师直接承担。(3)指导教师编写讲义和教材。(4)帮助建立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5)帮助学校提高教师和在职干部的理论水平”。[14]

  苏联专家在我国高等学校中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52年,共聘请苏联专家187人,其中政法财经专家52人,占28%。这一阶段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是采用苏联教材直接讲授专业知识的内容。我国高等院校法律系从1950年开始设置、讲授宪法课程,主要有中国国家法、苏维埃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和资产阶级国家法等,除中国国家法课程外,其余课程主要由苏联法学专家讲授,并使用苏联宪法学教材,主要有特拉依宁编的《苏联国家法教程》、法尔别洛夫著的《人民民主国家法教程》以及加拉宁等著的《资产阶级国家法提纲》。“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习,影响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15]第二阶段为1953年至1957年,共聘请苏联专家567名。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和指导高等学校设置专业和明确专业的培养目标,修订专业教学计划,有关猫的成语(带猫字),制定教学大纲和有关教学法文件,讲课,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培训师资等。第三阶段为1958年至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撤退专家),这时期共聘请苏联专家107名,主要涉及理工学科的尖端专业领域。

  将“苏维埃宪法”作为一门独立开设的课程列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体系中,传播苏联宪法理论,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要特色。在高等院校中开设“苏维埃宪法”课程始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建立法律系,并于1950年开始招生。随即开设的与宪法有关的课程中,除“中国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外,还包括“苏维埃国家法”。这里使用的“国家法”一词,即沿用了苏联的表述方式,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法学界才将“国家法”改称为“宪法”。[16]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与20世纪苏联相接轨,这与国家在成立该校时确立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即“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17]当时使用的教材主要是翻译成中文的苏联宪法学教材,授课方式为苏联专家先为中国法学教师上课培训,讲授苏联宪法内容和宪法基本理论,然后再由中国教师为法律系学生讲授。

  这一时期开设的“中国国家法”最初讲授的内容为《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后,该课程讲授的内容则调整为1954年宪法。相应地所使用的教材也为高校教师集体编写,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宪法教研室起草、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教学大纲审定会议编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话》;西南政法学院民法教研组编写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学大纲》;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18]但从总体上看,教师自编教材数量较少,而且其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苏联宪法的内容。陈盛清就曾提到,“我认为我国法律出版界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翻译苏联法学著作方面(当然,翻译苏联先进法律科学著作是必要的),而很少出版关于我国法律工作者自己编写的著作。”[19]华东政法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组对当时自编教材的状况曾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几年来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教材,参考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结合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编写大纲和讲义,进行讲授。因而在内容上是苏联的多中国的少,理论多实际少。”[20]

  将宪法解释为“根本法”,在这种意义上对宪法概念的认识最早可见梁启超于1899年写成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他说:“宪法者,英语称为Constitution,其意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专制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21]但将宪法与“国家法”一词相等同,将宪法解释为“国家法”,则是沿用了苏联对宪法概念的解释方式。在苏联宪法学界,一直习惯于将宪法称为“国家法”,除特指作为法典意义上的宪法外,一般将“宪法”与“国家法”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因而,在将苏联著名法学家列文所著的《苏维埃国家与法律基础》一书中有关宪法的部分分离出来翻译为中文时,就以《苏联国家法概论》为名出版发行。列文将国家法解释为:“国家法—这是一个主导的法律部门。它在规定社会—经济组织基础时,也就规定着另一些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法律部门更详细地来规定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如民法、集体农场法、劳动法、土地法等等。国家法规定国家政治组织的基础,同时也就规定着另一些法律部门的原则乃至基本内容,而由它们更详细地来规定这个政治组织的个别方面,如行政法、司法法和财政法。”这里具体解释了国家法的含义、地位、内容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此外,苏联宪法学者卡列娃和费其金主编的《苏维埃国家和法的基础》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苏维埃宪法是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它在立法上所固定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22]科托夫在其《宪法的概念和本质》一文中更明确地指明:“实际上宪法就是表现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23]

  我国法学界对于宪法概念的表述方式所体现的苏联宪法学说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对宪法概念的解释,主要有:(1)孙国华先生在其《谈谈守法》一书中提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是人民自己的法律,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总方向和总的规范。”[24](2)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在其编写的宪法讲义中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是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25](3)刘培华在其编写的宪法讲课提纲中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法律。它表现统治阶级有关国家生活的根本方面的意志,它是普通法律的基础。”[26](4)蒋碧昆先生在其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一书中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它规定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它确认着特定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国家机关组织体系和活动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巩固其阶级专政。”[27]可见,在宪法概念上,中国宪法学与苏联宪法学的渊源关系非常明显,董璠舆先生曾对此作出总结:“我国对宪法概念的表述,大体上没离开苏联宪法学家所确定的框架,尽管阐述的繁简不一,但内容大同小异,一般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宪法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28]20世纪80年代对宪法概念的解释以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教材最具代表性,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29]此外,其他一些不同版本的宪法教科书或者著作也大体沿用了对宪法概念的这种界定方式,如王向明先生认为,“所谓宪法,乃是反映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规定一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国家根本法”。[30]张光博先生认为,“宪法是法的一个部门,与其他任何法的部门一样,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这是宪法同其他法的部门的共性;但它不是法的普通部门,而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法的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是法的主导部门”。[31]这其中仍然可以看到源于苏联宪法学的构成宪法概念的“根本法”、“阶级意志”、“阶级力量对比”等基本要素的影子。

  列宁曾间接谈到宪法的作用问题:“苏维埃宪法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法来选举和召回代表,同时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议会脱离群众等。”[32]这里主要体现了宪法对于保障苏维埃代表制和民主制方面的作用。因为,就当时苏俄国家的现状看,确保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制的实施,也就确立了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的权威性和全权性,最终也就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地位。所以,尽管列宁没有直接提出和论证宪法的作用,但透过他所谈到的苏俄宪法与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关系,反映了列宁对宪法地位和宪法作用的重视。斯大林认为,跑狗论坛解高清跑狗图将大大增加患者的复发风险。宪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认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同时还能起到保护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作用,这在其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说明:“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33]

  对于宪法的作用问题,苏联宪法学者并没有从宪法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没有说明宪法应当具有什么作用,宪法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影响宪法发挥作用的原因有哪些。从现实角度看,苏联宪法学者对宪法作用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区分两种不同类型宪法、并侧重于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基础上进行阐述,认为“没有一种资产阶级理论能够对什么是宪法,宪法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34]“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宪法说成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规范,把宪法说成为这样一种国家的法律,即在这种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这种法律似乎是大家所创立的”。可见,对于资产阶级宪法的作用,苏联宪法学者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将资产阶级宪法作为歌颂和肯定苏维埃宪法的参照物,例如,“苏联宪法是全体爱好自由的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旗帜”;[35]“苏维埃宪法……固定苏维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规定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机能,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把已达到和已争得的东西记载下来,并在立法上把它巩固起来”。[36]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作用的认识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突破,其仍然沿袭苏联宪法理论的认识模式,首先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其次从现实性出发,结合宪法涵盖的各项内容概括总结现行宪法的作用。具体来说,我国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后,吴家麟先生即撰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人民民主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有着根本的、原则的差别”。“我国宪法是用社会主义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来教育全体人民的有力武器,是促进社会主义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逐渐形成的巨大力量”。[37]这里体现了对宪法作用的预见性说明,主要强调了“54宪法”在培育公民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反映出意识形态在建国之初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法制建设步入正常轨道,与宪法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最初的宪法书籍和论文多数限于对现行宪法内容的介绍和宣传,或者仍满足于介绍苏联不同时期的宪法。对于宪法作用问题涉及较少,而且往往与介绍宪法内容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部著作,即许崇德先生和何华辉先生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与王向明先生编著的《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

  在《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中,将“宪法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与重要作用”专门列题进行阐述,结合1982年宪法,提出了宪法在五个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第一,能够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我国的“四化”建设更扎实、更迅速地顺利进行;第二,能够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得到安定,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第三,能够使法律体系完备,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第四,能够从各个环节上改进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提高国家机关的效能,加强国家机关与群众的联系,避免官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38]

  《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一书的第三部分就是“宪法的作用问题”,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了宪法的作用:一是宪法对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关于宪法对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主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阐述,并得出结论:“宪法始终是社会上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手中用以巩固其经济统治的法律手段”,“目前资产阶级宪法,作为上层建筑来说,从根本上看,它所维护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保护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宪法的建立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加强,这是无产阶级宪法较之资产阶级宪法优越的突出表现”。[39]

  关于宪法本质的经典论述首推列宁,他说:“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40]此后,苏联宪法学者对于宪法本质属性的认识都没有脱离列宁的论述范围,如“苏维埃宪法与任何其他的宪法一样,反映着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41]“宪法的内容以及宪法的形式,首先反映着一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42]

  我国宪法学者对于宪法本质的认识,几乎毫无例外地引证列宁对于宪法本质的经典阐述,如: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编写的宪法讲义中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是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43]刘培华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课提纲》专门列举讲授的一个问题就是“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更进一步指明:“宪法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宪法反映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44]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可以看到以“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作为分析宪法本质的核心表述,例如,《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在引用了列宁的宪法本质表述后,将“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以此具体分析宪法的本质问题,其中写到:“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变化导致民主制度的变化,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引起统治地位的改变……另一种是两者的力量对比虽有变化,但并不引起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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